40岁终于成为“知名男演员”,但张桐说自己永远是学生丨人物

原标题:40岁终于成为“知名男演员”,但张桐说自己永远是学生丨人物

四十岁这一年,张桐终于成了一名“知名男演员”。电视剧《觉醒年代》的热播,让无数观众亲切地称呼其为“守常先生”;大量粉丝慕名前去观看他的话剧巡演,并在台下为“大钊先生”喝彩。而在白玉兰奖错失入围后,#张桐没入围 离谱#的话题空降热搜前三,观众不惜用溢美之词,将其奉为“演技教科书”的遗珠。

出道近20年,拍摄过40余部作品,拿过飞天奖优秀男演员,但吊诡地经历着一夜盛赞。张桐冷静地旁观这一切的发生;更准确地说,他似乎极力想要婉拒这些谬赏。“观众的厚爱,我都心领了,很感动,但是我受不起。演技教科书是前辈、老师们的事,我只是一名学生,而且永远是一名学生。”

看似过分自谦的回答,在张桐全程低沉、严肃,且讲求逻辑自洽的对话中,形成了极具思辨高度的话语场。从高等学府退学转修表演,一度经济拮据只能吃最便宜的面条;《亮剑》走红后又一度经历着被市场、被所谓影视圈规则的裹挟,抹杀了其内心对表演,对正确与错误的认知规范……是反思与吸纳,让张桐在每一段蛰伏中,用思辨的方式看待困境,并一次次成功地站起来。

《觉醒年代》爆红后,他同样冷静地提出反思:“观众对你的喜爱源于哪儿?你是通过什么得到的?”这些在外人看来毫无意义的问题,张桐却必须搞个明白。

“我依然感谢观众对我的喜爱,但我觉得这份荣誉是属于大钊先生的。演员张桐只是一个载体。从这个角度来说,所谓的流量我不敢掠美。这些流量应该给予大钊先生和那些革命先烈。”

① 全程摸索,只为让李大钊更真实鲜活

李大钊的精神,在拍摄至今的几年中,持续影响着张桐。“饰演大钊先生,我是受教的。我们也经常在生活中遇到有人用一些词汇指责我们。如今我会先反观自己,我是用哪一种道德来约束自己?”

“我拍戏这么多年,《觉醒年代》是特别特殊的存在。每一场戏,至今都让我记忆犹新。”但实际上,张桐曾多次婉拒《觉醒年代》的邀约。

李大钊是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关键历史人物,而张桐对他的了解,仅限于学校课本的寥寥数语。在剧组打电话邀约、导演面见、试戏试妆的每个阶段,张桐都在反复思忖,怎样才能通过表演,让这个人物既符合历史,又真实鲜活?

“太难了。”张桐坦言。

他选择角色,自有一套评判体系——演员首先要有自知之明——看待每一个角色都要基于敬畏,从而判断自我能力可否将其塑造好。尤其像李大钊这样的伟人。“如果没有能力完成,还是尽量不要触碰。”

直到和剧组主创就人物创作、拍摄进行了深度探讨,张桐决定啃下这块“硬骨头”。《觉醒年代》是一个让张桐倍感珍惜的剧组——导演张永新拥有清晰的创作理念:“堂堂正正叙事,踏踏实实讲人”。拍摄中,每个人都可以各抒己见,没有所谓的“一言堂”。大家经常会在导演的带领下,一起探讨每一句台词、每一个动作的精准度。

“像这种(剧组)全情付出的戏,现在已经不多见了。往往我们会碍于一些方方面面的考量,难免有松懈和妥协,唯独《觉醒年代》,上上下下,每一天每一场戏,都不敢有任何的松懈。”

而张桐也把自己的灵魂毫无保留地敞开,去迎接另一个灵魂的到来。拍摄前,他曾拜读李大钊文集、自传,翻阅《共产党宣言》《资本论》,同样也观看了大量其他前辈对李大钊的影像诠释。

但基础功课对张桐而言,似乎远远不够。历史记载中的李大钊温文尔雅,骨子里却充满民族激情。有时前一场戏需要“平实踏实”,后一场戏却“大义凛然”。如何将这些概念化的词汇,通过血肉形象一帧帧呈现于观众面前?

张桐婉拒了以某一段戏,来例证他如何把握先生的“分寸感”。他列举了与先生“共同经历”的“亢慕义斋”宣讲、《共产党宣言》颁布、“南陈北李”相约建党,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先生登上长城极目远眺……是每一段戏的层层叠加,助推他一步步走近先生。直到最后一场戏,他和整个剧组都仍在摸着石头过河。

但李大钊的精神,却在拍摄至今的几年中,持续影响着张桐。剧中,李大钊曾与毛泽东于北大红楼探讨“何为道德”。李大钊回答道:道德是用来律己的,不是用来责人的;道德是用来躬行实践的,不是在嘴里空喊的。

张桐的脑海中,时常与先生重复着这一场时空相叠的对话。“饰演大钊先生,我是受教的。我们也经常在生活中遇到有人用一些词汇指责我们。如今我会先反观自己,我是用哪一种道德来约束自己?这种道德是否成立?”相较《觉醒年代》带来的热度与流量,思想的火炬,是大钊先生给予张桐一生最重要的滋养。

《觉醒年代》后,张桐先后在电视剧《光荣与梦想》、电影《红船》中饰演李大钊。但实际上,还有很多类似的剧本均被张桐婉拒了。“我是有私心的。”张桐说。《觉醒年代》对李大钊的铺墨在1921年戛然而止,而《光荣与梦想》将其拍到了1927年。张桐希望把大钊先生的影像人生,尽量铺陈完整。

在电视剧《光荣与梦想》(上图)及电影《红船》(下图)中,张桐再次扮演了李大钊一角。图片均来自作品官微

“现在这个阶段,我不想再重复去触碰这个角色了。除非我在某一阶段,可能对先生有了更深的感悟,我也许会再和观众做一个汇报与交流。”

②天生“反骨”,渴求思辨的“怪胎”

是否对当年冲动退学有过懊悔与反思?“懊悔过。但如果我没有这些挫折和经历,我可能到死,也不会多层角度去看待自己。人生不就是在不断地试错中,摔倒了,爬起来,总结经验,完成自己吗?”

若将大钊先生之觉醒,微缩至如今每一个平凡的个体,张桐似乎也具备同类的天赋——早在19岁时,他便开始探寻自我的价值。

1999年的夏天,张桐考上了南开大学计算机系。在这个学术氛围百花齐放的校园里,来自天南海北的老师、学生们,自由分享着对人生、对未来价值的思考。偶然一次机会,张桐在军事学院听了一堂名为“论青年人的人生价值”的演讲。老师从历史的、当代的,理想的、现实的,谈到物质的、精神的……讲座结束后,张桐一夜未眠。

“我才19岁,为什么我的未来就只能这样?大学毕业,结婚成家,找一份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,就这样一成不变地过完自己的一生?”冥冥之中,张桐心怀不甘,“我总觉得我的经历和我拓展的范围,应该不止于此。”

与其说,自我思辨是张桐与生俱来的天赋,其中也不乏与传统对抗的少年叛逆。张桐是土生土长的天津人,从他记事开始,家里举行家族聚会时,爷爷为尊,以张桐父亲为代表的父辈都要按规矩入席,子孙一辈需要遵循的规矩更多。爷爷理所应当地为父亲指导着人生观念,父亲也沿袭家族传统,为张桐规划了平稳顺遂的人生道路。

但张桐却天生“反骨”。他迫切地、不惜一切地,想要打破条条框框的束缚。六七岁时,张桐就会试图思考一些“没意义”的话题,“人死了之后会去哪儿?”他也会刻意与父母对着干,越不让他出去玩,他越要去;甚至不考虑对错,只想自己愿不愿意,能不能与众不同。“这种叛逆,其实更像是小孩子赌气,是没有道理的。但我就是想证明,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。”

正是这种带有自我反思的叛逆,以及对思辨的渴求,让他在2000年自作主张从南开大学退学,选择出国见识更多思想交锋。几乎是临时被“通知”的父母,带着失望、愤怒、不解,与儿子爆发了长时间的争吵,但最终也只能妥协。他们卖了家里的房子,供儿子出国留学。

去哪儿?学什么?学费从哪里来?未来从事什么工作?张桐几乎都未考虑,少年的叛逆与执拗,让他只想尽快远离父母庇护,去见识外面的世界。

“恰恰是这些经历,促使我在后来终于和自己达成了某种和解。”张桐回忆说。

他阴差阳错地来到法国,在里昂戏剧学院接触到表演。张桐第一次意识到,原来世界上有无数看问题的角度,每个人的方式方法都截然不同。但,“为什么每个人又都笃定自己是对的?为什么我的很多想法在别人眼中是错的?到底什么是对,什么是错?”张桐再次迫切地想得到答案。

一时间,他成为群体中的“怪胎”。当他抛出这些问题,只能得到:“你这是认死理!”“为什么要问这种问题?”“照着对的干不就行了”……人云亦云的环境令张桐厌倦。他开始转求于书本寻找答案。在大量拜读哲学、国学书籍后,他惊喜地发现,原来不止他会面临这些困惑,即便是苏格拉底这样的哲学大家,也会追问一些看似“虚无缥缈”的问题:什么是正义,什么是非正义;什么是诚实,什么是虚伪……

“原来我不是一个‘怪胎’,我只是和别人思考的方向不一样。”在法国的两年,张桐逐渐扔掉了探究对与错的执念,开始去理解别人的角度,并和他人分享自己的想法,争取达到求同存异。

当记者问及,后来的这些年,是否对当年冲动退学有过懊悔与反思?张桐顿了一下,“懊悔过。但如果我没有这些挫折和经历,我可能到死,也不会多层角度去看待自己。人生不就是在不断地试错中,摔倒了,爬起来,总结经验,完成自己吗?你如果一直在温室中,突然摔倒了,再和别人说‘我当初听你的就对了’,那你的自我在哪儿?这一生,不是活得很冤吗?”

③一年半的朝不保夕,等来了《亮剑》

张桐有时会怀念那段无拘无束、等待机缘的清贫岁月:没有被任何执念拽着走,没有非要完成的目标,反倒活成了一个孩子。他将这种状态理解为“务实”。

思想的丰盈,却无法违背生活的苟且。

远走两年后,家里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拮据。为了照顾父母,对自我的追寻只能暂时停下,张桐黯然回国,带着几百块钱成了一名“北漂”演员。

那时,他在大兴黄村合租了一间地下室,每月80块钱租金。早上6点,他便蹲在北影厂门口等待机会。只要剧组工作人员从门口一出来,他就与一帮群众演员围上去。当一天群众演员,可以赚到20块钱,张桐只能吃很便宜的面,或者以馒头咸菜充饥。

庆幸的是,思想的充实与辩证看待事物的态度,让张桐在现实的迷茫间,寻到乐观处世的方式。没有戏拍的时候,张桐跟大爷下棋、唠嗑,一下就是四个小时;和街边形形色色的人打成一片,“每个人想问题的角度都不一样,这太有意思了”。有时,他还会坐公交车去很远的地方,或者早起去天安门广场看升旗;他还一度躲在屋里,闲来无事创作过剧本。

张桐有时也会怀念那段无拘无束、等待机缘的清贫岁月——没有被任何执念拽着走,没有非要完成的目标,反倒活成了一个孩子。他将这种状态理解为“务实”。“与其把自己变得焦躁不安、慌里慌张,为何不把内心充实起来?不是只有月入多少万才是成功。可能我赚不了多少钱,但我不羡慕别人,也不慌乱自己。”

这种朝不保夕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半,直到他遇到了电视剧《亮剑》中的魏和尚一角。剧组即将开机,他阴差阳错地最后一个敲开导演的门。导演问他会不会功夫,他硬着头皮说“会!”想都没想地向导演伸了下拳头。这其实是他仅会的几招。自信、懵懂,甚至略有莽撞的气质,让他赶上了这趟“末班车”。

电视剧《亮剑》中,会功夫的魏和尚。动图来自张桐微博

虽然魏和尚的戏份不多,但他愣头愣脑却正义凛然,敢和团长拼功夫,与敌人拼红缨枪,是当年最鲜活的小人物之一。而一切,也似乎都在《亮剑》的热播后,变得好了起来。凭借这个角色,张桐敲开了事业的大门——至少,圈里的人都知道了,有个演员叫张桐。

机会也由被动变为主动。《仁者无敌》《雾柳镇》《铁梨花》《野鸭子》等剧本纷至沓来,此后四年,他拍了至少12部作品。“我把每一次扮演都当做是我重新活一次的机会,是一个学习和吸纳的过程。它更像是一种游戏,我越来越看重能不能玩得爽,或者能不能玩得跟以前不一样。”

但这种对表演的认知,也让张桐在忙碌中很快陷入囹圄——都是战争戏、年代戏前来邀约,题材重复;他多次试图寻求不同的体验,“这个你让我演行不行?”“这类角色我也行”,但总是回到原点。

“非常焦灼。有时也会觉得这个游戏,食之无味,弃之可惜。”但如果不持续重复地演下去,他或许又会回到担忧温饱的苟且之中。“求同存异吧。”近两年张桐不断为自己寻找与市场环境的和解,“尽量在有限的前提下,或者是同质化角色的前提下,找到(表演的)不同,哪怕是细节上的不同,调性上的不同,气质上的不同……这算是我给自己的体验,寻找些差异化吧。”

④在“被虚荣”与自我挣扎中警觉

《亮剑》热播后一段时间,他还住在小平房里,蹬着一辆破自行车,在街边溜达。《觉醒年代》播出后,他约三五好友,在街边的露天篮球场打球。“我也是个人,我怎么就不能这么打球了?”

今年5月底,张桐正在上海出演话剧《雷经天》。前一天排练至凌晨两点,第二天一大早,张桐朦胧中便听到手机不停地振动,许多朋友发来了“慰问”的消息,“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”实际上那一天,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公示了入围名单,张桐没有入围任何奖项。这件事很快登上微博热搜前三,#张桐没入围 离谱#的话题阅读量甚至超过2亿次。

大量观众的意难平,似乎已超过任何奖项的认可。张桐是意外的,感动的,感谢的。但他却不敢把这样一份喜爱,掠美为张桐个人的“流量”。然而毋庸置疑的是,《觉醒年代》播出后,张桐确实变得愈发忙碌起来——与《觉醒年代》剧组一起参加各类研讨会、宣传活动,参与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文艺演出《伟大征程》;接演新剧本,粉丝以倍数增长,也得到了不少广告主的青睐。

实际上,这种感觉对张桐而言并不陌生。《亮剑》播出后,他也曾体验过“红”。那时他对“红”的概念就是走在大街上会被人认出来,戏约越来越多,再也不用租住在只有10平方米的小房子,上厕所还要跑到很远的地方,赚的钱足以为爸妈换个居所,改善生活。

但温饱解决后,冷静下来的张桐也很快开始拒绝这种“红”——他感到越来越不适。此前几年,他习惯了率性自由的生活,不愿意过分“注意形象”,喜欢穿着背心和短裤,在北京街头漫无目的地逛大街,爱吃路边摊,和任何一个自己感兴趣的人聊几个小时。“我愿意当一个路人,愿意当一个普通人。”但《亮剑》之后,越来越多的人会要求他,“你得穿得得体一点儿了”“你怎么没洗头就出门?”

“对我来说,那样很假。”曾有一段时间,张桐总是在“被虚荣”与自我挣扎中彷徨。但他坚定不移地选择后者。不敷衍那些表面化的要求,依然我行我素,该打球打球,该遛弯儿遛弯儿。《亮剑》热播后一段时间,他还住在小平房里,蹬着一辆破自行车,在街边溜达。有时一些人认出他,找他签名,他也能开心地和人家就地聊个10分钟,最后甚至对方会邀约他“改天去喝酒!”

当年热播的电视剧《亮剑》,让张桐(右一)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“红”。

正如《觉醒年代》播出后,张桐也依旧穿着大背心,约三五好友,在街边的露天篮球场打球。遇到来来往往的热心观众远比《亮剑》时更多,朋友调侃他,“你注意点儿形象!”张桐笑道,“我有啥形象?打球不都是光着膀子出汗吗?我也是个人,我怎么就不能这么打球了?”前几天,他还曾邀请偶遇的粉丝一起上场拼了一局。

“我更愿意活出一个真实的我。真实的我就是,我对任何人都很尊重,但是我又有自己对于生活上的主张——随性、率真、朴实、独立。我也不想去骗大家,告诉你们张桐是一个多么精致生活的人。我就是很随性。”

近几年,演艺圈也有太多张桐看不懂,也不想搞明白的事情,打破着张桐对真实、随性,甚至对表演的既有认知。例如,不少年轻的演员一见面就问,“桐哥,你粉丝多少?”张桐想不通演员为什么要关注粉丝量。对方理所应当地劝说,“你得买一点儿,不然好多戏都不找你。”

听多了,张桐也就不在意了。《觉醒年代》的“红”与《亮剑》的“红”实质相同,但所处的市场环境却天差地别。演员逐渐沦为资本的产物,流量的载体。张桐捋了捋这几年间的经历,“演员”被流量与资本冲击的大趋势下,他竟然幸运地每年都还在拍戏,还总能遇到一群有同样价值观、使命感的伙伴,可以等到《觉醒年代》《绝命后卫师》这样的剧本。虽然能播的剧只有不足一半。

2018年,张桐凭借《绝命后卫师》斩获第31届中国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男演员奖。图片来自张桐微博

“要么你就变成和他们一样的市场产物,要么你就笃定你经过验证的价值是真的有价值,依然去做自己。辩驳没有意义。我只知道自己该干什么就够了。”

【新鲜问答】

娱乐被商业化后,对演员对行业是恐怖的

新京报:近几年影视市场逐渐以流量当道,也出现很多乱象。在你出道的十几年间,曾经有过突破个人原则,让你感到失望或矛盾的事情吗?

张桐:有,而且冲击蛮大的。因为我们在二十多岁的时候,接触到的观念是,你把你的戏演好,你把你的人做好,然后你就靠着这个不断地去发展。这是被我们当做真理的一套价值体系。

但最近五六年,这种观念转变得让我觉得毛骨悚然,就是所谓资本的介入,所谓流量概念的引入,变成了一个纯商品化的娱乐。这种商品化是建立在追捧的热度上,在于炒作。它与本身的价值无关,或者说它只取自于本身被追捧价值的部分流通。

那么演员沦为这种被追捧的价值载体的时候,我只是觉得恐惧。因为你强调这部分,那么另外的两部分“好好做人”“好好演戏”,势必会被无限制地降低。这是一个辩证的看法。那么当这一部分不再有价值的时候,你等于颠覆了整个群体的核心价值。以往抱有这种价值的人,一定会茫然而无所适从。这是对于整个行业的冲击和摧毁,是一个很恐怖的事。但是在这种前提下,你有办法吗?你没有办法,你只能选择是否相信你的这套价值体系依然有价值。

新京报:你会不理解当下很多年轻艺人,一夜爆红之后,或许在很长一段时间后被流量裹挟而失去自我这个现象吗?

张桐:我非常理解,毕竟我也是从二十多岁过来的。但我只是觉得,那种生活会让我有一种警醒意识——那种生活对于张桐来说,是否真实?好比我是一根草绳,只不过你绑到了螃蟹上,大家会对你有过高的期望。但是,你本身就是一根草绳。

我很清楚我是干什么的,我也很清楚我的来源是哪儿,我不会说因为拍了一部戏,成了公众人物,就变得不再是一个平常的人了。我依然会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。

新京报:你也合作过很多年轻演员,彼此交流时,会把自己对于流量,对于浮躁的理解和经验分享给他们吗?

张桐:不会,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,我无权干涉任何人的选择。除非他们来问我,我只会跟他们分享我的选择。

其实我分享选择,就是分享我认为的价值,但是我永远无权,也不想把这个东西输出给任何人,因为我没有这个资格。都是从年轻过来的,我也知道“兜售”这种东西,其实在别人看起来可能是另外一个角度。我二十多岁的时候喜欢周杰伦,也有人不喜欢,就骂(他),我就来火。长大以后,(我明白)你有你的选择。我经历过(兜售)了,我干吗还干这个事儿?

我没有义务和权利为他们的成长去负责任,我也很尊重他们的选择,只是有一个前提,谁选择的,谁为它付出(有可能出现的)“代价”。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。

新京报资深记者 张赫

首席编辑 吴冬妮 校对 赵琳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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